周末读史丨鲁西银行印刷所是怎样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
编者按
《IMI财经观察》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,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!《金融博览》杂志刊登鲁西银行原工作人员的回忆见闻录《鲁西银行货币》节选,经授权,“IMI财经观察”公众号将陆续推送此系列文章,与您共同回顾那段浸满革命血汗、艰难而曲折的光辉历史,重现硝烟弥漫中鲁西银行货币印刷等金融工作情况。鲁西银行始建于1940年3月,为冀鲁豫根据地的发展和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。这些散落的记忆虽只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峥嵘岁月里涓滴细流,却能为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。
本文为系列第三篇,原载于《金融博览》2021年第9期
以下为本期连载的内容
鲁西银行印刷所是在冀鲁豫边区游击战争中成长起来的,它从无到有,由小到大,从集中到分散,又从分散到集中,由地上转入地下,又由地下转到地上,渡过1942年、1943年的大灾荒,经过多次反“扫荡”,终于完成了任务。
1941年冬,日寇对鲁西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“扫荡”。在这次反“扫荡”中,因我们提前获得了敌人“扫荡”的情报,早早作了准备,把机器和原材料掩埋起来,工作人员也分散转移,到处打游击,印刷物资和印刷所人员都没有受到损失,取得了反“扫荡”的胜利。敌人“扫荡”之后,又在我根据地内修筑碉堡,派兵驻守。在这种情况下,印刷所没法在昆山县继续生产,于是进行了大搬家,把人员、机器转移到南乐县。
这次的搬迁转移是极其困难的。昆山县到南乐县相距三四百里,路上有几条敌人封锁线。每次过封锁线都不得不在夜里行军,并有部队掩护。当时为了利于开展平原游击战争,给敌人造成障碍,使我军民便于转移,我根据地广大军民把所有平坦道路都挖成二丈宽、一丈多深的地沟,但这给我们的车辆运输带来不便。记得我和管励等三位同志返回昆山县第二次搬运机器和材料,动员了群众的十几辆太平车和独轮车,还有部队的一个连负责护送。我们在黄昏出发,部队事先埋伏在碉堡周围把敌人悄悄封锁起来,我们则从中间快速通过。可是非常不巧,有一辆独轮车的木把手坏了,没办法继续往前推,管励和我急得直冒大汗,只好紧跑一阵子叫住前边的两辆独轮车,把坏车子上的东西卸下来,分散开加放到那两辆独轮车上,但装到最后有四桶汽油实在装不上了。在这紧急时刻,我俩不知从哪里来的那么一股劲,每人提着两桶汽油足足走了一里来路,赶上前边的车子,把汽油装到车上才算完事。第二天拂晓,我们走出了敌占区,过了黄河,进入范县根据地,这一夜一口气走了一百多里,我们在范县就地休息了一天,又走了两天多,才到了南乐县。
到南乐县之后,我们分析了抗战形势,总结了前两次反“扫荡”的经验,认为印刷所必须更加隐蔽、更加严密才能坚持斗争,因此决定把印刷所化整为零,进一步分散,由地上转入地下,挖地洞在地下进行生产。
我们决定将原来的石印机器设备划分为两三个单位,铅印号码机为另一个单位。张子重、魏仁斋两位同志带一二十个管理、通讯、警卫人员在地上同军区行署联系,并负责原材料的采购工作。我和翟诚等同志在地下领导着工人(也配备有通讯员和枪支自卫)专门搞生产。我们只和张子重、魏仁斋两个同志单独联系,除此之外再不对外发生关系。
我们将印刷机器安置在柴庄东部一户农民家里,在他家的大院里挖了一个地洞,三间房屋大小,上面架上木梁,盖上柴草,再压上三尺多厚的泥土,平整后像原来的平地一样,只留两个通气孔通风和一个洞口门。洞里点煤油灯照明干活,昼夜两班倒,在洞里干上一天或一夜,工人的脸上和鼻孔里熏的都是黑煤烟,像挖煤工人一样。我负责的一组有四五架石印机,三四十名工人,印的是原来的产品。
1942年4月3日,敌人对我根据地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残酷大“扫荡”。当时我们没有提前得到情报,直到有人跑来告诉我们敌人来“扫荡”了,我们才马上停止生产,召集全体职工紧急动员,用硝强水毁掉石头上的底板,埋死地窖的洞口,划分若干小组,准备疏散开突围。布置完毕,赵荣轩同志负责埋藏机器,我带了七八名当过兵的工人和通讯员,拿起步枪和手榴弹,连夜到村子南边阻击敌人。天亮后,我又到村东头高处去观察敌情,在五里多远的一条南北大道上,发现敌人的装甲车、骑兵由南向北运动,根据以往反“扫荡”的经验,这是敌人准备包围我们了。我立即回去召集支部召开紧急会议,分析敌情,研究突围的办法。最后决定,以党员、干部为骨干,每人带领二三人为一小组,各自为战,随老百姓一起突出敌人的包围圈。当早饭吃到一半时,敌人进村了,我们马上分头离开柴庄向东北方向转移。我们混在人群里,一会儿往北,一会儿往东,乘隙突围。
我和赵荣轩、苏立业、刘培运四人一组。我随身带着军用背包,里面装着印钞票用的模具铜版,刘培运背着一支小马枪。我们在野地里走了三里多路之后,看到东南方向有人往外突围,我们也随在后边想突围出去,当快走到一个大土丘时,突然从土丘那边出来两个敌人,大喊大叫着让我们站住,我们赶紧往西北方向跑,后面的敌人打了几枪,也没伤着我们,我们一口气跑了三四里路,看到敌人不再追了,我们才停下来,坐在路沟边上稍稍休息一会,经过商量,铜版与枪不能再随身带了,于是就地埋到路边。我们又感到四人在一起目标太大,于是又分成两人一组,分别行动。
我和刘培运一组,在村外野地里睡了一夜。天亮时,我俩被冻醒了,这时从柴庄出来两个敌方骑兵向东边来了,我俩赶紧起来,从村北头往东跑,跑了二三里路,没见敌人追来,于是两人商定往东南走,到朝城、范县一带找军区行署汇报。
走了一天,我们找到了军区行署,见到了鲁西银行行长张廉方,汇报了敌人“扫荡”情况。军区、行署首长研究决定,派出一个连的武装,由我带领,回到原地打游击,一边寻找印刷所失散的人员,一边打击敌人保护机器。走了一天,返回南乐县根据地边境上的一个村庄驻扎下来,等到天黑时才出发去柴庄。当时敌人还在根据地内烧杀抢掠,大肆破坏,我们进村时战士都把子弹上了膛,上了刺刀,随时准备战斗。我们悄悄地沿着墙边冲进村子,进村后没遇上敌人,四周非常平静,我即到房东家去叩门,房东听到我的声音,开了门,进去一打听同志们的情况,发现丁玉良等四五个同志正在房东家睡觉哩。
在“四三”大“扫荡”中,鲁西银行印刷所全体干部职工都被包围到圈里了,有的混到群众里边冲了出来,有的被敌人抓住(后又趁敌人不备逃了出来),有的藏在柴草堆里,敌人走过后又出来回到印刷所,总之大家随机应变,设法对付敌人,保存自己。反“扫荡”之后,我们清点物资时,没有一处受到损失破坏。
这次“扫荡”,对印刷所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。敌人妄图采用突然袭击、铁壁合围的办法消灭我们,但结果一无所获。我们的队伍迅速化整为零,可“扫荡”过后马上又重新聚集起来,印刷所的同志们又开动机器,开始新的生产。
“四三”大“扫荡”以后,敌人,在我根据地内筑起了新的碉堡,印刷所被迫进行了第二次大搬家,转移到鄄城县、范县靠近黄河两岸的一些村子里。翟诚带领一队人马驻在黄河北边的范县一带,我领着一队驻在黄河南岸鄄城县(简称鄄北)的田楼等村。张子重、魏仁斋两位同志也驻在黄河北边的范县。
印刷所搬迁就绪,开工生产前,为了保密,迷惑敌人,对外起了个番号叫“采买股”,刻有印章并使用过。当时我们驻地靠近南面的敌人,距离只有二十余里,如有敌情,靠张、魏传递情报是来不及的,我们就和鄄城县委、野战军七团经常联系,获得敌情动态,以便及时作反“扫荡”的准备。
1942年到鄄城后,我们总结了“四三”反“扫荡”的经验,认为印刷所必须进一步分散,目标必须进一步缩小。石印机器被一分为二,十来人为一小生产单位。为减少往返运输,减少目标,铅印号码机也划过来两台,近十个工人单独成立一个生产单位,每个单位驻一个村庄,两个单位相距十几里至二十里,规定职工平时不准上街外出,只许在房东家里活动及与所部往来。我们和十几个管理、通讯、会计人员在地上,与当地党、政、军机关及张子重同志联系。石印机、铅印机仍在地下生产,并对地洞作了进一步改进,规模较前缩小,面积有一间屋那么大,在屋里挖个直上直下的洞口,通过屋墙再挖个隧道进入地洞里,这就更隐蔽了,特别是我们根据情况的变化,不断地转移地点,因而我们在一个村子里工作了好几个月,有的村民还不知道村里住着八路军,更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。
鄄北的民兵联防搞得比较好,群众发动深入,在冀鲁豫边区是首屈一指的模范地区。从西到东三十余里,接连二十几个村庄的民兵武装和纵深地带,形成一道铜墙铁壁,使日伪军不敢越过一步。我们的印刷所虽离敌人很近,仍能坚持生产。后来,敌人在蚕食我根据地时,在离魏庄南面八里地的两丰子、张庄、徐垓村(游击区)安上了据点,抓民夫大兴土木,天天打枪打炮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们仍坚持生产一个多月,这是因为魏庄前边一里路有个仪楼村,是民兵联防的基地。仪楼村大,民兵多,战斗力强,加上群众觉悟高,保密工作做得好,使敌人成了聋子瞎子,对我们的情况一无所知,也不敢贸然侵入我抗日根据地,我们的工厂虽然若在虎口,但却安然无恙。由于这里的群众基础好,保密工作做得好,我们得以在鄄北根据地的田楼、盐店、尖谷堆、陈庄、张苏楼、石楼等村庄辗转生产,从1942年一直坚持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。
编辑 刘嘉璐
来源 《金融博览》
责编 蒋旭、李锦璇
监制 商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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